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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位黄埔军人的爱国情怀 ----访“抗战老兵”彭焕扬

时间:2015-04-07 15:02:43 来源: 评论:0 点击:

   今年,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,国务院决定举办隆重的纪念庆祝活动,目的就是:警示国人,勿忘国耻。我们怎能忘记那场战争给中国人民及世界人民带来的抹不去的伤痛,怎能忘记无数先辈前仆后继、力挽狂澜、拯救名族的历史。“忘记过去,就意味着背叛”。
  现在请你跟随着记者,走近一位仍然健在的98岁高龄的“抗战老兵”,聆听他的经历,感受这位黄埔军人的爱国情怀。
  今天我们采访的主角------“抗战老兵”彭焕扬。
  彭焕扬,男,汉族,1917年9月29日出生,广东省五华县人。1938年到广东韶关参军抗战,加入到第四战区张发奎(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上将)部队下属的116兵团医院,在医院抬担架,一年后调往前线,被升为少尉副排长,管理司书文件。后考入贵州龙里辎重兵专科学校,在内设的黄埔军校17期辎重兵科独立大队四队受训。毕业后分配到新成立的辎重兵第五团(国民党中央后勤部直属共五个团)第四营十二连任中尉排长,后升至上尉、少校连长,参加抗日战争,亲历过为反攻松山的远征军运送军事物资。1949年在酒泉参加“9·25”起义,加入新疆军区后勤运输部汽车第一团。1956年转业到新疆兵团公交部,任兵团第一运输公司副经理、代经理,直到离休。
  来到彭老的家,只见一个精神矍铄。言谈明白清晰的老人。刚好他的女儿彭蓉也在场,寒暄之后,记者说明来意。
  记者:“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,对于那场战争,我们只能从书本上,影视中去了解,去感悟。今天想从您老这,了解那场战争的有关情况,听听有关您个人的抗战经历。谈到抗战,谈到远征军,他一反过去的沉默,侃侃如流,脸上流露出复杂的表情——沉痛、自豪、怀念…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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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(一)抗战情
  彭老告诉我们: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,抗战爆发。正在广东梅县读高中二年级的他 ,满怀爱国之志,与两位学友商议后决定弃学从戎,投入到抗战洪流中去。
  记者:从现在人的角度,投笔从戎,似乎不大“理智”,从您老的身上,让我们感受到当时青年学生的爱国激情。钦佩!
  彭老笑了笑,接着告诉我们,他先到了第四战区116兵站医院,任少尉司书,负责登记、安顿、看护从英德前线受伤下来的官兵。在前线医院工作的一年多里,特别是“韶关保卫战”期间,面对许许多多被日本鬼子飞机大炮狂轰滥炸而血肉模糊的将士,他悲愤交集,怒火满腔,即决定报考军校,学习杀敌本领,到抗战前线痛杀日本鬼子。
  1938年冬,彭老赶赴广东韶关参加黄埔军校招考。考入后,被编入黄埔军校17期辎重兵科(图2-),学习军事知识和军事技能一年半。
  说到这里,彭老望着远方,手指西南,沉默了一会,又开始说:“1941年正值抗战的关键时刻,国民政府获取外援的物资供应线相继被切断,只剩下一条滇缅公路。为了保证这条生命线畅通,中国远征军开赴缅甸,与日寇决一死战,在异国他乡写下了可歌可泣的篇章。”望着彭老兴奋自豪的表情,在座的每一位都被感染了,记者急忙问:“您参加过远征军吗?到过缅甸吗?”彭老自豪地说:“那当然了!1941年我军校毕业,被分配到中央联勤总部直属辎汽五团(图3)。这个团专门配合远征军,为其提供后勤保障服务。我先在云南曲靖桥湾大营训练基地训练远征军驾驶兵。后调至川滇黔运输司令部泸州兵站办公处任调度参谋。调度工作可不能掉以轻心啊。我任劳任怨,不辞辛苦,有时几昼夜不合眼,支前的车辆是否按时到达,途中有无意外险情,后方车辆准备如何,如何集结,线路选择都在我脑海里旋转,这些关系前方战事,关系到战士的生命啊。”彭老满脸严肃,停顿了一会继续说:“1942年初, 英军在缅作战不利,只得向中方求援。远征军新编38师师长孙立人挺身而出,率领113团解救英军,经过一夜鏖战,终于击溃了日军,收复了仁安羌,解救出包括亚历山大在内的7000名英军以及被俘的500名美国传教士和新闻记者等。为此美英政府双双为孙立人将军授勋表彰。中国军人奋力杀敌,英勇善战的消息传出,令人荡气回肠,鼓舞了全国人民,鼓舞了所有参战将士,更鼓舞了我们这些运输兵。”彭老握着拳并挥动了一下。
  记者:这段历史我们也曾有所耳闻,但从您老的嘴里说出来,却字字铿锵,仿佛把我们带到了那个战争年代。
  彭老凝神片刻又说:“战事吃紧时,我亲自带领一个排的车队,将粮食、枪炮、炸药等各类军用物资从四川、贵州、广西、云南各地运往中缅边界,运往前线。云贵高原,山峦起伏,江多流急。运输的道路险象环生,那简直是’死亡之路’。车队跋山涉水,特别是通过怒江,澜沧江,那更是惊心动魄,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车坠人亡。我亲眼目睹到我身后的几辆车坠入江中,瞬间消失在茫茫江水中……”说到这里,彭老表情凝重,不住地叹息,不住地流泪,为牺牲的运输兵惋惜。沉默良久,彭老对着他的大女儿又说:“对了,你们的校友张有胜父亲驾驶的车也在其中,万幸的是他被甩出了驾驶室,后被当地老百姓救起,才幸免于难。他也算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。”
  记者:原来后勤战士也要把脑袋别在腰间。
  彭老伤心地说:“往事不堪回首,入缅作战环境险恶,加之日军肆虐进攻,盟军内部受到多方节制,特别是英军为保存实力,不战而退,丧失了扭转局面的机会。我远征军独木难支,伤亡惨重。杜聿明将军被迫回国;孙立人将军不得已率部翻过荒无人烟的野人山到达印度边界;功勋卓著的戴安澜将军为民族大业捐躯,数万将士殉国。”彭老老泪纵横,泣不成声。他哽咽着继续说道:“1942年底,我随部队在云南下关训练驾驶兵,后调至云南一座中美空军机场任中尉排副,继续将空运物资用汽车转运到抗日前线,为大反攻做准备。”
  “美军的飞虎队,你见过吗?”记者好奇地问。
  “那当然啦。他们不远万里来到中国,为了中国的抗日战争,英勇作战,太令我们敬佩了。”彭老举起大拇指说到:“在机场服务时,我亲眼看到美军通过喜马拉雅山脊航线将各种物资,特别是大型武器和装备拆卸后用飞机运到中国。后来我所在的部队的汽车焕然一新,都是美国制造。这些物资为我军反攻日寇提供了坚强物资保障。”说着说着,彭老兴奋起来:“1944年夏天,我们辎汽五团为远征军运输军事物资,为大反攻做准备,车上配有一把左轮手枪和一挺机枪,这期间,车队常受到日军袭击。有一次我们车队运炸药过怒江铁索桥,对面是松山碉堡,桥在碉堡的射击范围内,只能半夜过,桥面只有两块木板,和车轮胎差不多宽,一辆过完才能过下一辆,不时会有对面日军射过来的子弹,车上的玻璃、水箱、电瓶常被打坏。我们开着4辆卡车,3辆运炸药(DNT)、1辆运爆破材料,安全驶过了铁索桥。据说,战士们是用了10吨炸药(DNT)把日军碉堡炸掉的。远征军开始大反攻,全军将士奋力出击,取得节节胜利,先攻下了松山、龙陵、最后拿下了畹町。我还参加了在畹町举行的祝捷大会呢!”自豪之情,溢于言表。
  “壮哉,我中国军人!美哉,我中华民族!”听着彭老滔滔不绝的追忆,彭老女儿激动万分,叫出声来。
  “孩子,那段泣血如歌的历史,千万不能忘啊!”彭老叮咛到。记者:是啊,历史是一面镜子,也是一部教科书。当日寇野蛮入侵中华大地,国难空前时,父辈们为了拯救危亡,浴血奋战,为我们树立了榜样,这段历史怎能忘啊?望着彭老期待的目光,大家不住地点头。“彭老,你留给我们的不仅是你个人的记忆,更是我们民族不可忘怀的记忆!这是何等珍贵的精神财富啊!”彭老会心地笑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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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(二)边疆情
  记者:那后来呢?听说您老参加过解放新疆,给我们说说。
彭老女儿看着父亲激动的表情,抢过话题,说道。1949年9月25日新疆陶峙岳将军率部起义(图4)(含驻扎酒泉的国民党第八补给区所部)父亲所部编为新疆军区酒迪运输司令部汽车四团,父亲任九连连长。
  父亲曾目睹国民党的黑暗和腐败,为自己重新站在共产党的旗帜下而庆幸,工作起来更是如虎添翼。1959年光荣地加入了共产党。
  起义不久,他与战士们便随部驱车千里将近万解放军部队运往迪化(乌鲁木齐),参加规模盛大的“十一”入城庆典。从此在新疆一工作就是几十年,与边疆结下了深厚的情缘。
  谈起解放新疆,保卫边疆。彭老又滔滔不绝:“孩子们,50年代的新疆,地广人稀,贫穷落后,土匪猖獗,民族冲突不断发生。没有铁路,交通运输的繁重任务,全靠我们这些汽车兵。我们身上的担子可不轻啊。”彭老指着新疆地图比划着对我们说。彭老还自豪地告诉大家,他当时带领全连战士奉命成功地完成了几次紧急而特殊的任务:
  “1950年7月,驻南疆的二军六师断粮告急。接到命令后,我立即召开全连动员大会,会上全体战士掀起挑应战的热潮,大家表示决心:一定克服种种困难,坚决完成任务。
  当时我连接收的是旧军队遗留下美制‘十轮吉姆老山车’,车况差,又必须在两天时间里调修完毕,并再两天装运粮食及日用品赶赴焉耆,给二军六师战士食用。任务急,时间紧,当晚全连挑灯夜战,热火朝天抢修车辆。然后装好物资,即刻赶路。为了路途车辆顺利而快捷的运行,我安排炊事班的战士,在沿途大阪城,托克逊,库米什等地车站,准备好饭菜,给过站的战士吃饱喝足,以便他们即刻赶路。老旧车辆车况很差,但我们的战士技术过硬,虽途中发生小故障处处可见,但都被驾驶兵所排除。为防止万一,我指定一排长胡清廉,二排长余瑞华,三排副黄贵兴为各排救济车负责人,技术员刘庚为连救济车负责人,以解燃眉之急。没想到途中还是发生了不少险情:行驶托克逊上干沟的车辆,车速慢,爬坡艰难,又遇到吹顶头风,车辆上行二、三公里水箱就开锅,只得调头吹风泼水,让水箱降温。降温后的车辆再往上爬,走几公里水箱又开锅,又要降温,这样反复五、六次,才能爬到坡顶。弄得战士们疲惫不堪啊!但他们任劳任怨,从不叫苦。可是有几辆车停在坡中间,还是爬不上去,是排气垫烧坏,“救济车”日夜兼程赶来修复。有一辆5号车在库米什,车底盘中桥底轴剪槽处折断,无法运行,又是救济车赶到排出了故障,“救济车“发挥不小的作用,他们真是安全行驶的英雄!
  就这样,我指挥连里54輌美制十轮卡,昼夜兼程过火洲,穿沙窝,走戈壁,越干沟按时将粮食运到焉耆城,解战友之危难。半个多月,我连车辆分批回到驻地,多次受到上级嘉奖,军区后勤运输部授予汽一团九连一面“红旗模范连”大红旗呢”。彭老兴奋地告诉我们这些,并展示了他刚写完的这段经历的手稿,上面书写清楚笔锋有力。讲述这次任务时,看得出彭老很淡定也很自豪。我们为彭老不凡的指挥能力而叫好。也为他高超的记忆能力而叫绝。
  彭老越说越兴奋“1951年6月我连奉命运输剿匪部队,我带领十六辆车前往若羌且末。路上,骄阳似火,沙海,暑气蒸腾,驾驶室里更是火烤一样,时有风暴骤起,夜里,风餐露宿,曾有一名战士被狂风卷走,我急忙组织战士四处寻找,广阔无垠的戈壁滩上,只听到野狼的吼叫,大家手拉手,顶风前行,终于及时的找回了那位战士。大家高兴地拥抱在一起。在和自然与自身的顽强抗争中,我们按计划将剿匪部队运达到指定位置,并顺利全歼了匪徒。返回迪化途中又将在战争中牺牲的战士在托克逊掩埋,还将受伤的战士送往焉耆部队医院医治。光荣地完成任务。
  记者:当年这些故事让人忍不住流泪啊!
  彭老想了一下又说:“第三次1951年7月连队刚返回乌鲁木齐,还未休整,旋即又接到命令,要将一千余犯人从内地解押至新疆北屯。军区运输部参谋处只派了李昱副处长等几位领导随车押送,其它安全工作全部由车队自己负责,驾驶员、副驾驶员都配备了枪支。我立即组织了38辆卡车,带队出发,辗转千余公里。在关内,还比较顺利。 车队进入新疆后,千里戈壁,杳无人烟,得自己起灶做饭,柴米油盐,事无巨细,样样得操心。我们为了赶时间,避开盛暑,决定走北路。从巴里坤奇台赶往北屯。可是万没想到在接近目的地时,乌伦古河暴涨,浊浪翻滚,水深流急,无法通过。我焦急万分,38辆卡车上装得可是在押犯,一千多犯人啊!搞不好要出大事。我想,美制十轮卡车(GMC),是前后驱动,并备有钢丝绞盘。如果在下水渡河的车后面拽上钢丝绳,一辆一辆前后驱动,缓缓前行,可能行。可是第一辆车刚下水,狂浪冲得车头直往下摆,车到河中间熄了火,因河床是砂质的,激流不断冲走河砂,汽车慢慢往下陷,非常危险。我们立即把头车拉了回来,抢渡没能成功。正在望洋兴叹之际,对面出现了本连的五辆车,其中两辆绞盘车,由杨建春副排长带队,他们是从富蕴拉铀矿回来的,真是天助我也。两边的车辆互相配合相互借力,每辆过河的车前后都用钢丝绳拽住,排成长队,缓缓前行。一辆接一辆,三十几辆车终于过去了。然后河对面的车也交替过河,五个多小时的功夫,最终都顺利渡过,圆满完成押解任务。
  记者:彭老,您不愧是一连之长,足智多谋。还有什么故事呢?
  “有”,彭老骄傲的说:“1952年冬,当时已是冬寒料峭,千里冰封,气温经常在零下35度以下,我奉命组织54辆卡车运面粉往富蕴县中苏友好铀矿供苏联专家和职工过冬。这次也要过乌伦古河,但和上次不同,这次是冬天过河,河面已经结了厚厚的冰,车队轻易就开过去了。但车队开到阿拉铜沟口,遇到了暴风雪,车辆再无法前行。驾驶员们虽然都穿着厚实的棉衣、棉裤、皮帽、毡筒靴,但都把手脚冻红冻肿,又冷又饿,真是饥寒交迫。天很快就黑下来了,驾驶员把汽车水箱的水都放掉,准备露营。炊事班长靖万荣带着三个炊事员想办法给大伙弄吃的,他们从车上取下军用锅,在雪地下挖坑垒灶,架上军用锅,驾驶员们把车开过来围着锅灶挡风做饭,炊事员赶忙做上几大锅面糊糊供大家充饥。第二天,苏联专家开来推土机,把阿拉铜沟口到富蕴县路段的雪推开,我们车队才把面粉安全运达矿场。接着,我们又两次把矿场生产的矿粉运往布尔津,卸装到停泊在额尔齐斯河上的轮船上,才完成任务。我们车队由经克拉玛依回乌鲁木齐复命。
  谈到这些往事,彭老总是滔滔不绝
  记者:彭老,您能说说您的家庭生活吗?
  彭老女儿看看父亲,慢慢说道。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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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“父亲到30岁的时候,1947年终于组建了自己的家庭,我母亲越家英是贵州人,当时姥爷越玉先在贵阳市甘阴塘开一家小饭馆,父亲的部队当时驻扎在甘阴塘大庙,他是排长,常有机会到小饭馆,与我母亲结了缘。我母亲也参军入疆,1950~1952年任汽车团家属队队长,1960年以后任兵团公交部幼儿园主任,1958年入党。他们共同奋战在新疆这块美丽的土地上,相濡以沫,相敬如宾,共同支撑了我们这个大家庭(图5)。
  “1956年父亲转业到新疆兵团汽车一团任连长,(图6)屯垦戍边,做出了不小的贡献。”有一次,父亲指着地图上的准格尔盆地说:“为建设石油城克拉玛依,我们连队可是功不可没”(图7)。我也记得,大概是1957年吧,我上小学,父亲总带着连队出差,一年在家里呆不了几天,我们与父亲也见不了几次面,是母亲操持家务,拉扯着我们几个姊妹,并操心在外奔波的彭老。父亲是广东人,喜欢吃大米吃鱼,可是新疆当时条件艰苦,母亲就准备了高粱  米咸鱼干,父亲看到这些就特别的高兴。现在才知道,原来父亲那时是在克拉玛依啊!
  我还记得,后来国家大炼钢铁时,父亲被调到莫托罗拉采矿厂;后来为了发展祖国的电力事业,父亲被调到后峡电厂;后来又调到兵团公交部技术处工作;1979年任自治区农垦局公交处副处长,兵团恢复后任兵团第一运输公司副经理、代理经理。父亲是那里需要那安家,只要上级下令,就奔赴那里。他说:“我是一名军人,随时听从祖国召唤。”而对于文革中的磨难,他却很少提及。他是个很乐观的人。文革后,为加强兵团的戍边力量,上级决定重新组建兵团第一运输公司,他又毅然挑起了这副领导重担,组建完成后,八十年代,他便从公司副经理岗位退了下来。离休后,他生活恬静,四代同堂,其乐融融。(图8)但他还闲不住,四处奔波,会会同学,看看战友,探探老乡,去去曾经战斗过、工作过的地方,回忆那些忘却不了的峥嵘岁月(图9)。父亲说,这也是一种锻炼,一种养生。
 
  记者:彭女士,您最了解您的父亲,最后您想说点什么?
  彭老女儿点点头,赞叹到“我的父亲是一位在抗战烽火前线成长起来的普通一兵,也是一名保卫边疆建设边疆的光荣卫士(图10)。我敬佩他,敬佩他的爱国热情;敬佩他的说干就干的军人作风;更敬佩他在各行各业兢兢业业工作的精神。”
  “父亲,我永远爱你!”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  记者:“彭老,您一辈子铁血峥嵘。您的爱国情怀深深地印在我们的脑海中,也将永远铭记在我们的心里!
  彭老,保重!”
 
   (彭蓉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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